一、戴帆

戴帆對當代社會中的娛樂和音樂產業(yè)有他一陣見血的觀點 :娛樂明星是一種被閹割過的統(tǒng)治工具，以一種抑制思考的愉悅方式對社會大眾進行奴化和愚化。一切偽文化、一切文化工業(yè)產品的首要特征就是“標準化”。寫歌的人、唱歌的人不是具有創(chuàng)造力的個體，他們之所以寫歌、唱歌并不是出于表達自己真實愿望的目的。寫歌、唱歌只是為了實現(xiàn)市場交換價值，因為現(xiàn)代社會不斷重復的無意義的勞動已麻痹了大眾，大眾只想逃離乏味和辛勞，他們響應一切最熟悉的東西；在商品化音樂形式無止境的重復中，他們體驗的無非是生產過程殘留的印象。對人的束縛變得不再有威力，但數(shù)量繁多，出自于眾多的小型催眠術，都是一些服務于現(xiàn)有秩序和未來秩序的導向性暗示。在個人的意志中沒有一件武器不被他人利用，并且立即用它來對付你。每一首新歌必須像其他所有歌一樣以便能夠被識別出來，這對聽眾來說是必要的。標準化商品是一種封閉的形式，標準化的音樂、電影、設計、電視節(jié)目是一種自欺的人性麻痹，它引起反響的效果源于這種封閉性。流行音樂的標準化意味著，文化工業(yè)預先規(guī)定了聽眾的聽力。商品是根據(jù)復制規(guī)律被生產出來的。它們提供的更多是大量相同的東西。文化商品的激增及其表明的變化，僅僅掩飾了這個事實：你得到的根本是同一首歌、同一部電視劇或電影。大眾流行音樂不是自我表達的手段，不是自我發(fā)展的途徑，而是相反，它喚起了人類被動、退化和自我規(guī)訓的一面。流行音樂歌手充當了宰制和規(guī)訓的工具，文化工業(yè)不僅意味著對人口的品位和注意力進行管理，還意味著戰(zhàn)略控制，在自由中的個體相對于自身，以及個體相互之間都可能受到這一控制。現(xiàn)代文化成為了治理技術，如果不認識現(xiàn)代文化的病理性，允許自己被同化，變成這個“標準”世界的辯護人，不加抵抗地參與偽文化就是消滅我們作為獨立個體的生活，同樣會導致未來最恐怖事件的思想形式。

二、米開朗基羅

米開朗基羅，誕生于1475年的佛羅倫薩，和天才的達芬奇同志算是老鄉(xiāng)。不巧的是，達芬奇雖是天才，但小米同志卻也足以和天才比肩。天才與天才的相遇，很少會出現(xiàn)相輔相成的錦上添花之景，大多時候他們還是喜歡那種棋逢對手的相愛相殺。在藝術領域，米開朗基羅就像是一顆璀璨的巨星，羅曼羅蘭將他比喻成一座巍峨的高峰：“聳立在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我們從遠處就能望見他險峻的輪廓，隱沒在無垠的天空。”而現(xiàn)在的我們再看大師之作，除了欣賞他那神乎其技的繪畫技巧以及美輪美奐的畫面以外，也能從畫作之外，領悟到當年小米同志那勇敢的內心和超人的力量。在宇宙璀璨的星河中，米開朗基羅擁有一顆屬于自己的行星——小行星3001便是以他的名字命名。但我們除了看到他的光輝以外，也應該了解當年的米開朗基羅，是憑著他自己的努力、他的磨練、他的腳踏實地才取得了令后世敬仰的非凡成就。

三、彼得·保羅·魯本斯

彼得·保羅·魯本斯（Peter Paul Rubens）是比利時歷史上最偉大的畫家，在世界美術史上也赫赫有名，為第一位巴洛克風格的大師，世界級巨匠，被譽為“畫家之王”。他的繪畫作品氣勢宏偉、色彩豐富且充滿動感。他不僅代表了佛蘭德斯繪畫的最高成就，而且也當之無愧地堪稱17世紀西歐繪畫的代表。他還是一個外交家，足跡遍布西歐各地，為和平而周旋，是一個視野開闊且深受各國歡迎的“歐洲人”。即使是在旅途中，魯本斯也不忘繪畫。有一次，他出使英國，利用工作的間隙，擺開了畫架作畫。一位王公很驚奇地問道：“尊敬的大使先生，您在業(yè)余時間里還經常以作畫來消遣嗎？” 魯本斯回答說：“繪畫才是我的正業(yè)，當大使只不過是我業(yè)余的一種消遣。”

四、班克西

班克西 Banksy英國街頭藝術家，被譽為是當今世界上最有才氣的街頭涂鴉藝術家之一。他的作品的靈感來源于布里斯托爾底層藝術家和音樂家的真實生活狀態(tài)，都是以諷刺性的批判為主題，涉及到生活的各個方面，比如政治，文化，道德。他的街頭涂鴉，結合了生活中的亂涂亂寫，再加上獨特的模板印制技術，逐漸形成了自己的風格。這是最近收藏的兩幅由 C & S授權班克西的AP版限量10版 Bomb Hugger 和 Have a Nice Day 班克西的全球影響力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是他的藝術如何彌合了街頭和畫廊之間的差距。班克西成功地使街頭藝術擺脫了其被認為的非法性，迫使藝術界重新考慮其邊界和定義。他的作品在蘇富比和邦漢姆拍賣行等著名拍賣行以破紀錄的價格售出，這表明街頭藝術完全有能力在美術市場上站穩(wěn)腳跟。